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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情现实——教育与实践的共同课题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plus演说会。教育的终极目的，是培养人才；而从教学内容来看，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最直接的人才无外乎两类，法学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。我来自实务部门，所以今天，我 想从实践工作的角度，和大家聊聊对法学教育培养实务人才的期待。 我想问一下今天在座的同学，扪心自问，同样是法官，同样是法庭，一个马背上，一个阳光下，咱先别管长相如何，哪一位更符合你心中未来的职业人设？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。我再请问 今天在座的各位一线实务部门的同志，哪一位的人设在现实中更多一些？我想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虽然这两个形象都是演绎出来的，但到底哪一个才更接近于真实的司法官呢？与其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如让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，同一套制服下的司法官，怎么在大家心目中的 差距这么大捏？其实答案不复杂，这两种对司法官的形象理解之间，只隔着一样东西，叫做国情现实。 曾经有人批评，说实务部门的同志总是喜欢用“国情”做挡箭牌，国情似乎成了最佳的借口。实话实说，在我还是一名法学生的时候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然而工作了十五年，这种感觉变得 五味杂陈。 我曾经经手过一起案件。 “ 一群无赖，光天化日，冲进民房，抬出了正在午休的老大爷，并且用推土机掀翻了民房的屋顶，在此过程中，大爷受了轻微伤。事实、证据、法律适用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种案例简单到连被 出成一道选择题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是，他们为什么要抬出老大爷？这是现实中执法者必须要问的，于是就这一个问题，牵扯出了房屋权属，经济纠纷，土地性质，老人赡养，子女就业，甚至 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遗留问题。被这些问题还原后的故事异常复杂，土地局、开发商、镇政府、老大爷、大女婿、小无赖悉数登场，好不热闹。 当时的我，真希望这个案子只是一道司法考试的选择题，因为我只要选择一个定罪量刑就可以了，然而现实是不能就案办案的，案结事了是基本要求，我说检察院只负责刑事定性，老大爷说 拿不到房子我死在你面前，我问开发商你凭啥拆房，开发商说危房和违建难道不该拆么？我问城市户口凭啥能拿到集体土地上的房子，大女婿说你好好看看土地局的大印。我说历史遗留问题 ，有关方面能不能帮助补贴一下，镇政府说，规定在此，我们已经尽了力了。一趟趟跑，一遍遍说，一次次听，最后总算是法律、权益、人心、人情各得其所，我也算不辱使命。最后看着老 大爷的脸，我突然对赵本山那句话很有感悟，案子已经不是那件案子了，但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。 ” 如果我说所有的案件都是这样长相奇特，那么我错了。但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实务中的特例，那么，对不起，您错了。现实中发生的案例，有时候不仅比虚构更复杂，而且离奇的难以用想象来 描画。一个盗窃案，小偷因为力气小，分五次搬运电瓶组就可能引发估价结论的彻底颠覆；一个抢劫案，可能因为一份村委会对年龄的造假证明，就会导致审结效率的大大降低；一个诈骗案 ，一群被害人可能会手挽手出现在你办公室的门口，要求释放被告人。一个刑法第六十七条，短短几十个字，在实践中就可以引发九种不同的变体。等首、误首、准首、错首、陪首……总而 言之，让你怀疑神马是自首。 而这些还仅仅只是刑事案件，我相信在光怪陆离的现实案例面前，民事借贷、分家析产、行政诉讼还有劳动仲裁的司法者们，比我更有发言权。 所谓国情现实，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，它包含着社会环境、理念习惯、经济水平、道德传统乃至历史人文的纠葛与冲突。 虽然说，法律是一般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总结，是社会经验的理论化和规范化，但是，在将一个法律条文重新还原成社会现象时，我们往往会忽视当初概括和归纳它的初衷。有学者说，立 法没有原意，好吧，但立法一定有初衷，而这初衷的出发点，就是国情现实。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一个法律人，如果忘记了国情现实的存在，就等于忘记了法律的初心。 法学生们，从家门走到校门，尚未踏入社会门，在不接触国情现实的情况下，即便可以熟练的背诵法条，即便可以对着用短短几十个字归纳出的案例做出正确答案，恐怕离真正理解法律的初 心，还有相当的距离。 他们都是我带过的学生，其中不乏430、440高分通过司法考试的。然而当我问他们，在工作岗位上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的时候，这些经手过天下第一考洗礼的骄子们，给出的答案出奇的一致： 老师，我觉得在学校里学的，在现实中好像都用不上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不奇怪，学校肯定是理论教学为主，有哪个学科的学生是一毕业就能独当一面的？没错，但是相比其他学科，法学实 践的结果是最直接、最真切、最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人的权益乃至命运的，所以对法学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要求更高一点，适应速度要求更快一点，不仅是对法学教育的期待，也是尊重。也正因 为如此，当下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，隔着国情现实两两相望的情景，才会显得尤为不协调。 法律是一门需要积累与沉淀的学科。但这种积淀并非一定要等到踏上工作岗位后，才能开始。一方面，老师们需要更多地注重学生通识的培养，更多融入社会实践、案例教学的方法，就像我 们华东政法大学，已经有了文伯学院，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。另一方面，法学生们，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，有意识的、自发性的积累对法律初心的认知。我想，这种认知，无外乎三个 方面。 所以，当模拟法庭缺少了实务中关键的这两环，证据思维的训练就如同一辆丢失了两个车轮的自行车，无论我怎么努力去踩脚踏板，都是举步维艰。 其一，走出校园，主动感受。 即便是在写一篇老师布置的论文，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给中国知网。这是一幅拍摄于2001年的照片，照片里的年轻人正在前往重庆綦江一个偏远山村的路上，他们去的目的，是为了写一 篇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》的调研文章，跋涉了300多公里，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当天晚上赶到了村里，旁听了村委会，而那个村委会的主要议题，是要不要用公款给村长办 公室换一个灯泡。那个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人，就是17年前的我。上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，相比于村长的电灯泡，更热门的议题应该是IPO、融资、自由贸易、跨境通，虽然内容不同，但我想 ，感受国情现实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。 其二，现象之外，多问为什么。我相信，如果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，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责问，中国法院无罪判决率太低了，在今年两会期间，有专家学者还专门提出过意见。无罪判决率低，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原因真的是如专家所说，法院的工作质量有待提升吗？如果能深问一步，你可能就会发现，其实不尽然，因为我国《刑诉法》规定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有罪判决 的证明标准，是一样一样一样的。 但是，如果还能再深问一步，为什么刑诉法要这样规定，可能你就会找到关于国情现实的又一个答案。 其三，学会法言法语之外的通俗化表达。 法言法语是法律人基本的表达素养，然而面对未来的工作对象时，你会发现，不管对方是地位显赫还是身份平平，是腰缠万贯还是家徒四壁，你用法言法语是很难与他们沟通的。我在指导模 拟法庭的时候，听到学生讲过这样一段话“从客观归责的角度说，造成法不容许的结果的，并非只有被告人，即便是属于累加的因果关系，也应该区分因果关系的判断层次，有谁能说，介入 因素不能导致救难历程的阻断呢？”我不无担忧的说，同学，你说的很好，但是，在法庭上，要说人话。 法言法语是高度概括的术语，但说理释法必须要将术语还原成能够被国情现实接纳的通俗语言。对法言法语不会进行通俗化的解释，就好比你学了一套少林长拳不会拆开用，到头来只是学了 一套广播体操。会说“autonomy in civil rights”不是本事，能把它翻译为“民事权利中的意思自治”也只是基本要求，会解释成“上杆子不是买卖”才是真的驾驭。说到这里，给PLUS打 个广告，我们发起这个平台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法律人用通俗的语言，讲述法治的思考。 让我们回到这两个形象，到底谁才更真实，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可以居庙堂之高，可以处江湖之远，可以服务纽约的华尔街，也可以服务上海的华阳街，未来成为哪种形象 的法律人，是可以自我选择的，但身处的国情现实，却是我们选择不了的。这并不单单是指社会环境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沿袭的传统、传承的文化、秉持的道德和承载的历史已经融入了我们 的血液，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换言之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是国情现实的一份子。应当承认，国情现实与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之间，还有差距。但这并不代表法律人就束手无策，方法可以 变化、视角可以调整，但只要我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不变，积沙成塔、集腋成裘，就一定有让这种差距消弭的一天。这就好比把法治信念的种子种在国情现实的土壤里，要健康的生根发芽，就 必须理解和适应土壤，也许在未来的路途上，种子无可避免的会面对土壤所带来的困惑、阻力甚至是无奈。但只有尽早地感知和体会它，尽早地理解和尊重它，才能尽早地让信念的种子破土 而出，才能谈得上用开花结果的养分去一点一点的回馈它，影响它。直到有那么一天，去改变它。而这，一定离不开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的共同努力，共同呵护与共同进步。 |
